由于在航天领域的突出贡献，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院士被誉“中国航天之父”。其实，钱老的一生，不但在专业领域成就卓越，在名词规范化领域也功绩斐然。

　　十卷本 《钱学森书信》（涂元季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收录了钱学森院士1955年至2000年间的3000多封亲笔书信，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五卷本《钱学森书信补编》（李明、顾吉环、涂元季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又增补了一些书信。阅读这些信件时，我们能真切感受到钱老对名词规范化的深刻认识及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他认为术语定名得有“中国范儿”

　　从书信来看，钱老经常收到《语文建设》杂志，在认真阅读后，还反馈意见。1993年，他向《语文建设》反映，社会上经常使用繁体字，不利于语文规范化。他提到：“我离开美国已38年，近日看到‘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大吃一惊，那么多新词字！其实我们国家也一样，什么‘大款’‘卡拉OK’‘的士’我们应使群众创造的新词规范化。”名词规范化是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诸多名词规范思想都是值得当前术语工作者借鉴和学习的。其中，“中国范儿”“中国味儿”是他一贯坚持的术语思想。

　　钱学森院士虽在海外多年，但观其言行，处处都弥漫着极其浓厚的中国情结。而且这种情结在他讨论术语规范问题时有充分的体现。1983年11月28日，他在给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浦汉昕的信中提到：“关于名词，我想使之更中国化一点，提如下建议：用‘表层地学’，不用‘地球表层学’。1985年4月19日，他在给周月梅的信中提到，名词定得好的标准，其中一个就是要能体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明；另外也涉及审美的问题，要“美”，不要粗陋。他坦称，自己也犯过这方面的错误，他所著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星际航行”用得不好。此后别人照搬外国的，什么“宇航”，什么“空间”，就更糟了。后来还是党和国家把“第七机械工业部”定名“航天工业部”，航天就是行星际航行，先有航空，后有航天，将来会有航宇。所以名词的定名要体现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明。

　　钱学森院士关于mesoscopic和nanotechnology这两个词译名的意见，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中国范儿”。1990年8月16日下午，钱学森院士在听取了甘子钊教授的发言后，当即向他递了个条子，说了两点意见：第一，把所谓“介观”（mesoscopic）插到宏观、微观之间，并不妥当。在物理学领域，“宏观”与“微观”有明确的内涵，“介观”不伦不类。20世纪70年代末，钱令希曾用过“细观”，未能为人所采纳。第二，甘子钊讲的实际是“纤技术”问题，技术理论要用到量子力学了。这一新科学领域实际上是纤技术的科学，可称为“纤技术科学”。1991年11月13日，他向钱三强咨询几个名词的定名问题。他说：“一个是mesoscopic，一个是nanotechnology；前者有译为‘介观’的，后者未见有译名。我以为‘介观’是直译，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吧。但从字面看，未明确‘介’于哪两“观”之间。所以我建议mesoscopic在汉语中用‘细观’，从‘宏’到‘细’，再到‘微’，不是更带中国味儿吗？nanotechnology，可直接用字头‘nano’已定为‘纤’这一点，译名为‘纤技术’。这两个词在今后高技术发展中是重要的，我希望我们要把汉语名词定得妥当些。”关于这两个词的定名，他坚持“中国风味”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以至于当年12月21日，他在给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青年学术研讨小组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两个词的定名问题：“我对你们在文件中的用词有点意见：跟洋人跑吗？为什么不来点中国风味？其实所谓Nano ST的尺度是在宏观之下，又在微观之上，即所谓mesoscopic；而mesoscopic有人直译为‘中观’或‘介观’，这是词不达意嘛！应该用‘细观’这个词，‘宏’与‘微’之间为‘细’！因此Nano ST可以用汉语的‘细观科学技术’表达，也可省写为‘细观科技’。至于国外流行的nanotechnology，则可以用我国物理标准名词的‘纤’，称为‘纤技术’或‘纤工程’。”

　　1993年8月16日，他在给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黄玉明的信中指出，“遥科学”一词欠妥，他建议，teleoperation译为“遥作”，telescience译为“遥作学”。 他说，自己就是喜欢把外语词译为汉语词，决不能丢弃中国传统文化。1994年11月1日，他在给淮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杨春鼎教授的信中说：“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是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外文名词不能直译，那样没有中国味，要中国化！”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钱学森院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限的热爱和强烈的自豪感，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深厚的感情，不论工作多么繁忙，都矢志不渝地捍卫着汉语的“纯洁”和“健康”，坚持着名词的“中国范儿”。　　 

二、他是术语规范化的坚定践行者

　　1984年9月17日，他给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吴健写信时提到“经济形态”一词，他说，我们常用的是“经济结构”而不是“经济形态”。另外“社会”一词的范围远比“经济”一词的范围大，所以“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以大去限制小，词义不通。其毛病源于俄译时的错误，如卢俊忠同志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一版序言中用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不是什么“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是科学的、严密的，俄译者是不科学的。关于这一概念，他于第二年5月9日又有了新的补充。他在给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唐名峰的信中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什么是“社会”的明确概念？他认为，似乎还是用马克思早就使用的“社会形态”一词为好。社会形态是个综合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又可分解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等。

　　他常常针对一些不够科学的术语定名提出自己的意见。1985年12月13日，钱学森给四川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王者香写信，他认为用“系统法学”这个词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容易引起别人误解，说系统法学者标新立异，另树门槛，从而引起阻力。他已去信告诉吴世宦教授（新晋级），他这个头带得不那么好。但既然已经说出去了，只能慢慢改了。改成什么呢？钱学森认为，用“法学现代化”或“法科学现代化”，可能会好些。“现代化”更全面，不但用系统方法，还要用其他现代化的方法。1987年6月27日，钱学森在给华南农业大学吴世宦的信中提到，“电脑”一词还不是正式的科技名词，宜更名为“电子计算机”。

　　他对待术语相关问题时十分严谨。首先，他注重术语定名的简明性。1990年9月6日，他在给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的信中提到，他对ergonomics一词该用什么汉语词并没有研究，以前看了别人的文章也就跟着学用。所以用过“人机工效学”，也用过“人-机功效学”。但现在看了附来材料，就想简短些定为“工效学”，“工”是人在工作，工作当然要用工具、机器、电子信息设备，所以“工效学”就可以了。同时，他还期待尚未出版的《自动化名词》能及时进行更改。其次，他的严谨还集中体现在对待翻译有关的问题上。1984年4月3日，钱学森给韩志华写信时提到，Frank Wattendarf这一外文名应注明；反过来C. C. Chang倒应还其本来面目——张捷迁。而瓦登道夫找张捷迁时，张还不是教授，所以似乎不宜称之为教授。另Catholic University不宜译作“教会大学”，而是“天主教大学”。

　　他具有较强的术语创新意识。比如说，因看到《内部参考》上有一篇关于某县发展以渔业为主的沿海经济的报道，他于1984年10月10日给山东省荣成县县委办公室写信，觉得有必要提出“海业”这个概念；1985年6月5日，他在给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洪定国的信中提出新的宇宙观，包括涨观、宇观、宏观、微观、渺观五个层次；1991年12月24日，他给钱学敏教授写信时说，信息技术还会改变人接受客观世界的途径，出现所谓virtual reality，他称之为“灵境”。他不但积极创造新术语，而且尽力与术语机构进行沟通。1998年6月18日，他就virtual reality的定名问题致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指出用“灵境”是实事求是的。他说，virtual reality是指用科学技术手段向接受的人输送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以至嗅觉的信息，使接受者感到如亲身临境。这临境感不是真的亲临其境，而是感受。“灵境”比“临境”好，因为这个境是虚的，不是实的，所以用“灵境”才是实事求是的。

　　他主张将术语规范化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1988年2月22日，钱老在给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吴健的信中提到，术语标准化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名词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来承担，钱三强担任了该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名词如果没有国家级的审定机构来审定，是否可由中央党校来做这件事呢？如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早已将名词审定工作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也可谓了却了钱老的一桩心愿。

　　对于汉语中出现的字母词，他尽力推动其“汉化”。他于1988年1月24日告诉汪成为，他看过其大作《AI在仿真和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应用》，认为“AI”宜改为“人工智能”，因为中国人是庄严的。1992年7月2日，钱学森在给《艺术科技》编辑部的信中提出，“卡拉OK带”这个词不用为好，他建议称此技术为“录音伴奏”，简称“录件”。他觉得，将来技术发展了，还可以现场微调节奏，使其与唱戏的演员同步。

　　总体说来，钱学森院士以极其浓厚的兴趣和极为坚定的信念努力地推动着名词规范化事业的发展。我国当前的名词规范化工作，能从他朴素的名词思想中汲取营养；经他译定的许多名词，早已成为通用规范名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快速发展、新概念层出不穷的今天，饮水思源，缅怀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